谋杀与创造之时

生活中谋杀过什么东西,又在小说里创造了什么东西,这是探索,也是写作的过程。——朱天文

身份是进入“城堡”的一把钥匙

       言及经典总是有几分畏惧感,经典对于我的存在有如“城堡”在某个意义上作为权威机构的解读,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先验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相关评论如笼罩在城堡上的雾霭般,解读的同时也遮蔽了些什么,使经典在无数的标签中像一座迷宫。吴晓东老师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第一讲选取的就是这本现代派小说无法绕开的作品,他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对《城堡》进行阐释,从“预言维度”总体上把握卡夫卡。
       现代派小说通常架空了传统叙事中时间和空间两大基本要素,用符号代替具体的象征意象,破坏事件的因果链,使得现代派小说的破译困难重重,造成了小说的开放性和多义性。我从“身份”的角度解读《城堡》,不知道上帝是否在云端发笑呢。
       在小说开头,K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份的责难,此后的种种即是K为在村子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所作的抗争。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存在与身份捆绑在一起,他的身份决定了其对应的行为和必须履行的义务,不管是城堡里的官员、秘书、信差,或者客栈的女侍、K的未婚妻弗丽达等。
       身份作为一种界限,如同城堡里的公事房中一道道的挡板,明确了每个人的活动范围、职责,以及社会地位。小说中克拉姆这个人物,行踪诡异,形象是动态的,“取决于观察者当时的心情、激动程度,取决于他们见到克拉姆时所抱的希望或失望的种种不同的程度”,惟一确定的只有他的身份,是属于城堡里的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神秘气质和村子里的人对他的好奇和崇拜。K的身份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作为一个外乡人闯入村子,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取得了暂时居住的权利,之后与弗丽达一见钟情,作为弗丽达的未婚夫享受着她对他的尊重和爱,后来在村长的建议下,成为校役。K的一切努力,与城堡官员的交涉、与村子里的人的交流,都是为了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
       在小说中,衣服作为身份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被反复提及。城堡中的官员尽管没有统一式样的制服,但文中说:“人们一看衣服就知道他们是城堡里的勤务员”,而“这种衣服最明显的一点是一般都紧贴着身子”。信差巴纳巴斯最伤心的事之一也是因为没有公家的衣服。弗丽达的接班人培枇最在意的也是“合适的行头”,文中提到:“那时她们三人对这件衣服是多么的喜欢,仿佛它是成功的保证……”,甚至在后文中说如果弗丽达得意洋洋地回来接班,那么“她会扯下身上的那件衣服和头发上的丝带,统统塞到一个角落里去,藏得让人看不见,以免触景生情,想起那段应该忘掉的时光”。对培枇来说,那段做酒吧女侍的时光必定是与那件衣服联系在一起的,衣服是识别身份的重要标识。小说结尾处,老板娘和K喋喋不休讨论的也是衣服,合老板娘身份的衣服问题。
       身份的界定划分出两种泾渭分明的范围:主流和边缘。主流作为主体意味着权威,边缘作为客体,必须在主体的权限和话语范围内寻求身份的认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世界里寻求身份认同;女性写作在男性的话语体系中寻求身份认同;每个人在社会上寻求身份认同。如若没有这个认同,就会和安部公房的小说《墙壁》里那个被名片夺走了身份的人一样失落。
       身份作为带领我们进入“城堡”的钥匙,阐释的范围被不断扩大,也极有可能成为将我们引上迷途的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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