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与创造之时

       《没有指针的钟》是麦卡勒斯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标题极富哲理思辨意味，当时的麦卡勒斯也和小说中的药剂师马龙一样，身心处于疾病的折磨中，写完书后，她感觉“有一种失落感，好像在精神上被抽空了”，有时候作者这种强烈的表达欲望，这种并不是寄于在读者的好评和社会的认同上的，因为如若不写，恐怕精神的折磨绝不亚于身体的苦痛，细微而强大的病菌将会啃噬心灵，从而心上的某一处自此成为荒原。
　　 小说依然发生具有南方社会典型的阶层特征的南方小镇，麦卡勒斯小说中写了当时在公正和人性方面仍然匮乏的南方，小说以马龙的病起以他的死终，对于疾病，马龙有如“一个两眼望着没有指针的钟的人”，但他的朋友老法官却不这么认为，他一开始就站在了怀疑的立场，认为医生的话是不可信的，或者可能是医生把自己的病安置在马龙身上，甚至还提到自己曾经让骡子医生给他拔牙。作为一个在小说中有学识有地位的老法官，他的这番话，和后文中提到的他对饮食的诸多禁忌和每天小心的治疗可以看出他本人对疾病的态度是既害怕、轻蔑，又想要逃避的。这里的疾病不仅是人物马龙（白血病）、老法官（糖尿病）身上的一种病症，还可联系当时小说成书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南方开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巨变，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侵入打破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传统体系岌岌可危时，他们开始对过去进行追问和反思。所以，疾病在这里还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的重压，即美国南方在反思奴隶制等社会制度时的一种沉重的道德、历史的重负，在面临责问（在书中表现为杰斯特对他的爷爷老法官的责问）时，在“羞愧”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进行美化，但心中依然固执地想要维护当时的“荣耀”和优越性（在书中表现为老法官想要竞选总统振兴南方和认为女仆要求社会保险不合理）。
　　 在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中提到，肺病是一种灵魂病，而癌症只是一种“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的身体病。所以在巴金小说中出现得因肺病死亡的青年，可以看成是因理想的幻灭产生失望或绝望情绪，于是在现实中作为行为文本来实践。在《没有指针的钟》里马龙患的是白血病，即血癌，这种病一般并不伴有可见的身体变形，而是活力的衰退。所以在小说中这种疾病被作为一种背景一种弥漫的气氛（马龙游走于这个小镇），可以象征美国南方在面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无力抵抗产生的疲软、无力，一如在文中反复提及的马龙因为艳阳和疾病产生“倦怠的身体和疲沓的精神”。
　　 疾病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中不仅反映在这种对社会制度的反思上，而且表现在对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如鲁迅笔下的看客）的一种讽刺。在她的小说中总是可以找到很多混乱的蛊惑场面，比如小说中在突然出现的慌乱追赶中，警察不问原由地行使暴力致使了黑人小孩的死亡。还有就是在老法官发言的蛊惑下决定炸死黑人舍曼的庸众。
　　 托尔斯•曼的小说《魔山》中有这么一段话：“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这种“变相的爱”在《没有指针的钟》里则可以理解为美国南方抗拒工业文明、商业文化入侵对传统的南方的眷恋和爱，所以麦卡勒斯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塑造时，既批判又同情，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面临时代的大变革，他们回望过去传统庄园农业社会时不无眷恋，但在现实中面对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时，又不免激进地想要极力维护过去的“荣耀”和优越性，如小说中马龙在《病患之死》中看到的句子——最大的危险，即失去一个人的自我的危险，会悄悄地被忽视，仿佛只是一件区区小事——他们只是提防着不想失去自我吧。

       言及经典总是有几分畏惧感，经典对于我的存在有如“城堡”在某个意义上作为权威机构的解读，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先验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相关评论如笼罩在城堡上的雾霭般，解读的同时也遮蔽了些什么，使经典在无数的标签中像一座迷宫。吴晓东老师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第一讲选取的就是这本现代派小说无法绕开的作品，他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对《城堡》进行阐释，从“预言维度”总体上把握卡夫卡。
       现代派小说通常架空了传统叙事中时间和空间两大基本要素，用符号代替具体的象征意象，破坏事件的因果链，使得现代派小说的破译困难重重，造成了小说的开放性和多义性。我从“身份”的角度解读《城堡》，不知道上帝是否在云端发笑呢。
       在小说开头，K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份的责难，此后的种种即是K为在村子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所作的抗争。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存在与身份捆绑在一起，他的身份决定了其对应的行为和必须履行的义务，不管是城堡里的官员、秘书、信差，或者客栈的女侍、K的未婚妻弗丽达等。
       身份作为一种界限，如同城堡里的公事房中一道道的挡板，明确了每个人的活动范围、职责，以及社会地位。小说中克拉姆这个人物，行踪诡异，形象是动态的，“取决于观察者当时的心情、激动程度，取决于他们见到克拉姆时所抱的希望或失望的种种不同的程度”，惟一确定的只有他的身份，是属于城堡里的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神秘气质和村子里的人对他的好奇和崇拜。K的身份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作为一个外乡人闯入村子，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取得了暂时居住的权利，之后与弗丽达一见钟情，作为弗丽达的未婚夫享受着她对他的尊重和爱，后来在村长的建议下，成为校役。K的一切努力，与城堡官员的交涉、与村子里的人的交流，都是为了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
       在小说中，衣服作为身份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被反复提及。城堡中的官员尽管没有统一式样的制服，但文中说：“人们一看衣服就知道他们是城堡里的勤务员”，而“这种衣服最明显的一点是一般都紧贴着身子”。信差巴纳巴斯最伤心的事之一也是因为没有公家的衣服。弗丽达的接班人培枇最在意的也是“合适的行头”，文中提到：“那时她们三人对这件衣服是多么的喜欢，仿佛它是成功的保证……”，甚至在后文中说如果弗丽达得意洋洋地回来接班，那么“她会扯下身上的那件衣服和头发上的丝带，统统塞到一个角落里去，藏得让人看不见，以免触景生情，想起那段应该忘掉的时光”。对培枇来说，那段做酒吧女侍的时光必定是与那件衣服联系在一起的，衣服是识别身份的重要标识。小说结尾处，老板娘和K喋喋不休讨论的也是衣服，合老板娘身份的衣服问题。
       身份的界定划分出两种泾渭分明的范围：主流和边缘。主流作为主体意味着权威，边缘作为客体，必须在主体的权限和话语范围内寻求身份的认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世界里寻求身份认同；女性写作在男性的话语体系中寻求身份认同；每个人在社会上寻求身份认同。如若没有这个认同，就会和安部公房的小说《墙壁》里那个被名片夺走了身份的人一样失落。
       身份作为带领我们进入“城堡”的钥匙，阐释的范围被不断扩大，也极有可能成为将我们引上迷途的迷药。